我永遠無法得知為什麼
By Susan Klebold
Susan 與兒子 Dylan 過他的五歲生日
自她兒子參與最大規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我一直想與 Susan Klebod 談談，問她我們都想問的問題：從「妳怎麼如此後知後覺？」到「妳怎麼走過這一切的？」這些年來，Susan 都禮貌性地拒絕訪問，但幾個月前她終於同意打破沉默，並為O雜誌寫下心路歷程。即便現在，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還是有許多疑問沒被解答；但 Susan 的自白給我們全新、意想不到的觀點。這是她的故事—Oprah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禮拜四下午，我正準備離開丹佛市中心的辦公室，參加會議時，看到手機紅色訊息光在閃。我在科羅拉多州政府工作，負責為身障人士的培訓計畫；那個會議是有關獎學金，我以為手機訊息是會議臨時取消。但是我先生家裡打的，他的聲音上氣不接下氣，他的話讓我心跳停止：「Susan，這是緊急事件！馬上回電給我！」
他聲音的痛苦程度只可能代表一件事：我們其中一個兒子出事了。撥電話回家的幾秒鐘，恐懼占滿了我；就好比幾百萬根針在刺我的皮膚。我心臟跳得大力，耳朵都能聽見心跳聲；我手開始顫抖，試著穩定自己。一個兒子在學校，另一個在工作；午餐時間，會是車禍嗎？
丈夫接起電話時，他吼道：「你聽聽電視！」然後把話筒拿開讓我能聽。我聽不懂電視傳來的任何字，但發生這麼大的事，連電視都要轉播，讓我非常害怕。是在打仗嗎？國家遭受核武攻擊了嗎？「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大叫。
他接回話筒，一股腦說出剛從電話彼端得到的消息；對方是十七歲兒子 Dylan 的密友：高中校園裡有槍殺案，槍手穿著黑大衣對大家開槍。對方認識所有穿大衣的人，大家都有被指認，除了 Dylan 與好友 Eric。而他倆今早沒出現在班上，也沒人知道他們去向。
我丈夫說服自己只要找到大衣，Dylan 跟整起悲劇就無關。他翻遍家裡內外，簡直要把屋子給拆了。沒有大衣。找到無處可找時，他就此知道了真相。這很像盯著一個抽象圖樣看；此圖樣經電腦產出，突然成了具體、可辨認影像。
我幾乎無法換氣說「我這就回來。」沒說再見我們就掛電話了。
辦公室距離我家二十六英里遠，開車時腦子裡想的只有 Dylan 身陷危險。身體每個細胞都告訴我他對我的重要，他如果發生什麼事，我肯定無法從中復原。我思緒在可能與不可能間擺盪，但都讓我感到陣陣恐懼。也許沒人知道 Dylan 在哪，因為他槍殺了自己；也許他身受重傷、甚至死亡躺在校園某處；也許他被挾持了；也許他被困在哪邊才無法聯絡我們；也許這只是惡作劇，沒人受傷。我們怎麼想得到，哪怕是一秒，Dylan 會射殺別人？光有這念頭就夠讓我們羞恥了。他是個溫柔、敏感的孩子。我們家也沒人擁槍。到底他是怎樣捲入這起事件的？
即便我多想相信他沒有，也無法消除任何可能。事發那禮拜，我丈夫有注意到 Dylan 聲音很緊張，那天早上我也有聽到。我知道 Dylan 討厭學校，過去幾天也跟 Eric Harris 在一起；Eric Harris 已經幾個月沒來我家了，但上禮拜突然在這過夜一天。如果 Eric 現在也找不到人，我也無法否認他倆可能一起幹啥壞勾當。一年多前，他們破壞停在我家附近公路的貨車；他們被逮捕了，也完成了少年感化課程，包括諮商、社區勞動服務與上課。此行為代表互相影響下，他們是衝動且肆無忌憚的。儘管多難以置信，他們也會如此暴力嗎？
到家時我丈夫告訴我警方正來我們家路上。我流好多汗，甚至也把工作衣換下來；穿梭於各個房間。我急於準備好迎接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我打電話給我妹妹，告知她狀況時，因被恐懼填滿我開始哭了起來。掛電話後我用擦碗毛巾啜泣，二十歲的大兒子走進來像布玩偶一樣一把將我抱起；然後我丈夫在前廊大叫：「他們來了！」
SWAT 隊員穿著深色制服、防彈背心抵達我家。還以為他們是來幫助我們，或協助我們幫助 Dylan；如果他有槍，也許他們會希望我們可以說服他把槍放下。但似乎在 SWAT 隊員眼睛裡，我們也是嫌犯。幾年後我知道，當天他們許多動作都是在保護我們，以防我們自殘，或家裡可能被安置爆裂物；他們告知我們必須離開屋子。整個下午我們都待在屋外，坐在人行道上或來回踱步；要上廁所時，會有兩位重裝隊員陪同，並在門外等著。
我記不得如何或什麼時候，但那天某個時間點確認 Dylan 與 Eric 是校園屠殺的兇手。我非常震驚，無法理解發生什麼事；但可透過窗戶聽到電視報導。新聞不斷新增傷亡人數，直升機在我們上空盤旋，想捕捉兇手家人的身影。路上排滿車，圍觀者瞪著我們看，想要更好的視野。
雖然有人正因此受苦，我心思全在兒子的安危上。隨著分秒流逝，看到我熟知的 Dylan 的可能性也漸漸消失。我不停問警察「情況怎樣？Dylan 在哪？他還好嗎？」接近傍晚終於有人告訴我他死了，但不是他怎麼死的。我們被告知撤離家園幾天，官方要搜索家裡；我們就待在某位親戚家的地下室。一夜無眠後，我得知 Dylan 與 Eric 槍殺十二位學生與一位老師，其他有二十四人受傷，最後他們自殺。
Dylan 小時候很好帶，幼兒時專注力非常高，也很有秩序。他會花好幾個小時玩拼圖和構造玩具；喜歡摺紙與樂高。三年級參加資優計畫時，他是爸爸的最佳象棋手；和哥哥在後院玩英雄遊戲，也打棒球小聯盟。無論做什麼，他都想要贏；輸掉時對自己也很嚴苛。
然而他的青少年時期就不若童年那樣開心了。隨著長大，他變得越來越害羞，變成眾人焦點時也極不自在；我們想照張相，他就會閃躲或裝傻。國中時，很明顯地他再也不喜歡上學了；更糟的是，對學習的熱情也消失了。高中時，他開始打工，也在學校擔任音效技師；不過成績普通。他跟朋友出去玩、能晚睡就晚睡、待在房裡、講講電話、打電動玩具跟自己組裝的電腦。國中他就跟朋友駭進學校電腦系統（也因此被退學），但低潮還是被逮捕。他被逮後，我們斷絕他跟 Eric 的來往幾個禮拜；他自己也好像自願遠離 Eric；我把這當作好轉的現象。
高中後，他長高也變瘦。頭髮長而蓬亂，戴著棒球帽看起來很像假髮。申請上四個大學，他決定去亞利桑那大學，但從未重拾學習的熱情。他很安靜，批評他開車、請他幫忙家務、建議他剪頭髮，他就不高興。高中最後幾個月，他變得沉默抑鬱，好像在思考長大會有的挑戰。四月某天我說：「你最近好安靜，還好嗎？」他說他只是「累了」。另一次我問他是否想談談離家念大學，我說如果他沒準備好，待在家裡念社區大學就好；他說「我當然想離開家裡。」彷彿這不只意味著離家念大學，我從沒想到。
四月二十日早上，我正準備上班，聽到 Dylan 蹦蹦跳跳下樓並打開大門。好奇為啥明明能多睡二十分，他卻急著出門，我探出頭說「Dyl？」他只回「掰。」並甩了門，開了車揚長而去。他的聲音尖銳，我以為他很生氣，因為他必須早起載某個人去學校。我完全不曉得這是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過了半年之久，警察部門才開始分享一些事發當天的物證。那半年來 Dylan 的親朋好友都難以置信，他與 Eric 組裝武器與爆裂物，我們對此一無所知。我們認為他參與大屠殺是個意外或是被脅迫；我們相信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一位朋友確信 Dylan 是在最後一秒才被騙用彈藥，我們全都不信他會做這些事。
有鑑於現在所知的事實，這些想法好像有點天真，但這反映的是我們所認識的 Dyaln。的確，他有筆記本寫滿私密的想法與感覺，不斷重複很深的疏離感；但我們從未看過這些筆記。沒錯，他寫的作業是有關一個身穿黑大衣男子殘忍地殺害九個學生，但我們從未看過這份作業（雖說英文老師警覺到告知我們，家長會上我們要求看這份作業，老師卻說她手邊沒有。除了說「擾人」，她也沒說出其他字詞形容報告內容。會談上，我們討論許多事，包括課堂上的書、X 世代與 Y 世代學生、六零年代鄉村歌曲 Four Strong Winds。我們同意她把作業給 Dylan 的諮商師看，如果他認為這是問題，他們會聯絡我。但我從沒收到任何通知。）直到悲劇發生的半年後，我們才看到 Dylan 的作業與其他寫作。
悲劇發生後的幾個禮拜甚或幾個月，兒子造成不幸的悲傷幾乎把我逼到瘋狂，失去一個小孩我也非常痛苦。多數時間我覺得無法呼吸，常希望自己也死掉；開車時會失去方向。五月中以兼職回到工作崗位時，開會時我會呆坐著，一點都不知道大家在討論什麼，所有對話都從記憶裡消失。我在不洽當的時間哭泣，讓周遭的人感到尷尬。有次在停車場看到鴿子屍體，我幾乎歇斯底里。我不相信任何事，尤其是自己的判斷。
看到殘骸照片跟哭泣生還者，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為了能像個人，我避免所有新聞報導；我思緒沉浸在無辜，卻又因為 Dylan 的殘爆而受苦的師生。我替其他家庭悲痛，雖說我們未曾謀面。有些失去摯愛，其他則與慘痛、消磨意志的身心傷害搏鬥。發現其實這悲劇可以更糟只是增加我的痛苦─如果他們計畫成功的話：他們本想把整個學校炸掉。
雖然我自認為也是這起悲劇的受害者，但大眾並沒有這樣寬待我。大家都認為我是施暴者或至少是名共犯，因為我是教出「怪物」的人。新聞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三的受訪者認為父母未能教導他們正確價值觀，是造成科倫拜槍擊事件的主因。我們市長公開聲明表示失敗的家庭教育是整起謀殺案的元兇。
這些意見讓我備感羞辱。有幾個月的時間，公開場合我拒用我的姓氏，走路時避免與人眼神交流。Dylan 是我一生的產品，但他最後的行為顯示他從未被教導是非對錯。沒有任何說法可以為我兒子的行為開脫。
我們這些關心 Dylan 的人都認為要為他的死負責，覺得「如果我是個好的（媽媽、爸爸、哥哥、朋友、阿姨、叔叔、親友），我會知道這會發生。」我們認為他的行為是我們的失敗。我試著找出成長中導致他這麼憤怒的關鍵事件；是我太嚴格嗎？太寬鬆嗎？我對他太嚴厲，還是不構嚴厲？他死前幾天，我抱著告訴他我有多愛他；雙手摸著他凹凸不平的臉，跟他說他是個很棒的人，我很以他為榮。他因此而感到壓力嗎？他覺得無法達到我的期望嗎？
我好想跟 Dylan 講最後一次話，問他到底在想什麼？我在腦裡跟他對話，並祈禱能諒解。我覺得他肯定沒愛過我，因為愛會阻止他做這件事。但有時我也好氣他，大部分我覺得我是那個需要被他原諒的人，因為我沒發現他需要幫助。
悲劇發生後，我接受好多小時心理治療。我感恩朋友、鄰居、同事、家人、陌生人的善意與奉獻。我也收到意想不到的祝福，有幾次受害學生的家長主動連繫我；勇敢的他們要求私下碰面，讓我們可以談談。他們的寬容幫助我存活下來。
直到我把這件事與 Dylan 的死連結，我才接受他是參與大屠殺的一份子。有次看到他的日記，我很清楚知道 Dylan 入學時就是想死在學校。也因此想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想，我開始學習有關自殺得一切。
自殺是這些因素複雜交錯的最終結果：病理、性格與環境造成嚴重的情緒困擾。這困擾大到傷害個人理性思考與行動的能力。犯罪心理學家從 Dylan 的寫作得知他有憂鬱與自殺傾向。第一次看到這些手稿時，我心都碎了。我壓根都不知道他心裡所啟動的戰爭。早於槍殺事件兩年前，他就寫過結束自己的生命；有首詩他寫道：「報復是悲傷／死亡是紓解／人生是懲罰／他人成就是折磨／大家相似／唯我相異。」他寫有關對愛的渴望，還有對某個女孩的迷戀，但她顯然不曉得他的存在。他寫：「大地，人性，這裡。我通常思考這些。我真恨。我想要自由…自由…。我以為就是現在了。痛苦無止盡地增加。不曾停止。（但？）我還在這裡，依然孤獨，依然痛苦。」
美國每年約有三萬三千人自殺（在克羅拉多，自殺是十五至三十四歲的死因第二名。）統計指出約有一到兩百分比的自殺人口會多殺其他人。我永遠無法得知為什麼Dylan 是這小百分比的一員，也無法解釋或為他行為開脫。也沒有任何在學校的受辱經驗可以合理化這不成比例的反應。我也不能講他是如何被朋友影響。我不知道他死時自己有多少選擇，什麼原因促使他自殺，為什麼他不自我了斷就好。與其他自殺倖存者、企圖自殺的人討論時，我想我知道他為什麼不求救了。
我相信 Dylan 因為恥於有這些想法，所以不想談論它們。他習慣自己解決問題，認為無法解決就就是軟弱。有自殺想法的人有時認為這世界少了他們會比較好，因此想死的理由對他們來說很合理。他們病到看不見自己想法的不理性。我相信 Dylan 被這嚇到了，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想法，因為他以獨立自豪。我相信他很努力趕走負面思考，卻不曉得征服的方法是把它們說出來。
我教 Dylan 如何從這些危險中保護自己：閃電、被蛇咬、頭受傷、皮膚癌、抽菸、喝酒、性傳染疾病、毒癮、魯莽駕駛，甚至一氧化碳中毒。我從沒想過最致命的危險─對他、也對許多人而言，是來自於內心的。我們大多數不認為想自殺是種健康威脅，我們沒受過訓練，來看到他人身上有這種傾向、如何正確地幫助他人；或自己有這些感覺時，能正確健康地反應。
為了紀念 Dylan，我支持自殺研究、責任性預防、察覺意識，也支持自殺遺族。我希望有一天每個人會認知到自殺的警報信號─包括絕望感、孤僻、悲觀與其他嚴重憂鬱，就像我們能輕易看到癌症的警報信號一樣。我希望我們能克服談論自殺的恐懼，教導下一代大多數想自殺的青少年，會向朋友透漏此傾向，無論是透過言語述說、筆記或一心想著死亡。我希望我們能逐漸明白自殺行為與暴力行為間的關聯，了解到處理前者能幫助避免後者（根據美國特勤局安全校園機構，百分之七十八的校園攻擊者曾有自殺傾向或想法）。但我們必須記得警報信號也無法說出真相。沒人看到 Dylan 的憂鬱，他也不曾提過死亡、捐出自己的東西，或說什麼世界沒了他會更好這種話。我們也該謹記即使某人的行為有自殺風險，也不可能百分百避免悲劇。有些人想自殺，或殺別人後自殺─像 Dylan 或 Eric，都已經接受心理治療。
如果這些研究有教我一件事，就是：任何人都可能受自殺波擊。但對那些想自殺或因為自殺而失去至親的人，有單位可以協助你，例如這些非營利組織：美國自殺預防協會、美國自殺學協會（如果你一直有自殺的想法，可打國家自殺預防專線 800-273-8255 與諮商師對談。如果你因自殺失去至親，請知道十一月二十一日是自殺遺族日，這天全世界與全國有超過一百五十個研討會）。
Dylan 造成的恐懼與痛苦，我這輩子都會活在這陰影之下。看著雜貨店或路邊的小孩，我無法不去想兒子的同學是如何度過生命裡的最後一刻。Dylan 改變了我對自己、神、家庭、愛的信仰。我相信如果我愛一個人，如同愛他這般深，我會知道他身陷困難；身為母親的直覺會保護他。但我不知道，我的直覺也不夠；而事實上我沒預見悲劇的發生更是讓我難以置信。我只希望我的故事能幫助那些無法幫助的人，我希望看完我的經驗，有人會看到我所疏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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