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Kaczynski 總覺得自己心愛的大哥 Ted 哪裡不正常，然而真相卻是遠比他想的糟。
一九九五年的夏末，我的妻子 Linda 把手放在我的膝上，要我坐下談一件非常嚴肅的事。
那時追捕所謂的大學炸彈客是 FBI 史上耗時最久、花費最多的犯罪調查。十七年間，這位躲在陰暗處的罪犯郵寄、或放置 16 個爆裂物在公共場所，導置三人遇害、多達數十人受傷。光前一年他就殺了兩個人─林業遊說人士與廣告執行。洛杉磯機場也因他的威脅信而被迫關閉。媒體報導指出，他寄了一份 78 頁的聲明到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並要求將其公開，否則會寄出更多炸彈到無辜受害者那。
「什麼？」我說，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聽清楚她的話。我同時感到驚愕與戒備；她講的可是我大哥！我知道 Ted 有受一些痛苦情緒的折磨，數年來也一直擔心他的狀況；對於他從家庭疏離，心中也有許多未解答的疑問。但我從未想過他會使用暴力手段。
這份聲明雖還未公開，但 Linda 說媒體表示這是對現代科技的批評，而她知道我哥對科技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相當著迷；也提到其中一個炸彈是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而 Ted 曾在那當數學教授。
「那都三十年前的事了，」我回答。「柏克萊是極端份子的溫床。況且 Ted 討厭旅行，他也沒錢。」
「可是我們有借他錢，不是嗎？」她說。我不喜歡這對話的走向，畢竟心裡越想什麼，越可以找到證據支持自己的想法。
當時 Linda 跟我都非常專注於我們的事業。我們住在紐約州的斯克內克達迪，Linda 那時是一所文理學院的哲學終生職教授。有社工背景的我，則是在奧爾巴尼附近的青少年觀護之家擔任副總監。我所接觸的孩子，通常面臨嚴峻的挑戰，足以讓他們未來成功的機會蒙一層灰。而我喜歡幫助他們以及其原生家庭找到問題，對我自己家庭的批評則視若無睹。
一個月後，華盛頓郵報公開了大學炸彈客的聲明， Linda 帶著她的疑點來找我。我相當篤定看了聲明之後，我可以說這不是我哥的作品，畢竟我跟他保持連繫好多年了。我知道他的想法與書寫風格。
我在當地圖書館的電腦看著聲明，讀完第一段後便呆若木雞。開頭幾句的風格讓我下意識想到 Ted 那封指責父母的信，只是這裡控訴的範圍大了許多。措詞表面看來冷靜與知性，但卻藏不住作者的憤怒。即便我多想，也無法全然否定這可能是我大哥的書寫。
「工業革命與其後果對人類是大災難。」聲明指出，「工業革命讓住在『先進』國家的我們壽命延長，但卻使社會動盪、生命空虛、人類感受到羞辱；造成普遍心理折磨‧‧‧也對自然世界造成巨大傷害。」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跟 Linda 細心研究這份聲明，將其與多年來他從蒙大拿郊區的小房間所寄給我的信仔細比對。有時看到最害怕的，我覺得是投射我的憂慮；有時我覺得自己一直不想承認，無法面對這令人心痛的真相，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處理它。每天，相信的鐘擺在懷疑與信任間擺盪。
終於到了我承認 Linda 可能是對的那天。「我覺得有 50/50 的機會 Ted 是寫這份聲明的人。」我告訴她。她知道要我說出這些話有多難。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還是一直思考、討論，於此同時我哥可能正在製造另一個炸彈？
我們面臨的選擇並不怎麼誘人，我覺得告知 FBI 會很糟糕。我提醒 Linda FBI 在韋科與紅寶石山脊的圍捕慘案，並造成多人死亡。我提醒她 Ted 的偏執狂與情緒不穩；假設 FBI 派員到他的小屋問他問題，在他偏執的狀態下，他可能會恐慌、然後攻擊別人或傷害自己，即便他是無辜的。如果他不是無辜的，要是我的通報最終導致他的死刑，該怎麼辦？雙手沾滿我哥的鮮血度過餘生，那會是什麼樣子？
況且，這對我媽會造成什麼影響？她是個七十九歲的老寡婦，擔心著 Ted 的情緒問題、自身孤立與家庭疏離多年。我知道他對 Ted 最大的恐懼，都沒有現在我跟 Linda 掙扎的猜疑百分之一。她絕對會崩潰，也可能會中風或心臟病發。我無法想像該怎麼安慰她，這傷口永遠無法癒合。
道德責任跟手足之情間的衝突無法消彌，這決定無法兩全其美。我們每天與這些問題博鬥；夜幕低垂時更感到困惑與挫折。如果 Ted 是大學炸彈客，這表示得為這些放肆、兇殘的攻擊負責；但我想不起任何一個他會這麼邪惡的回憶。漆黑中，躺在 Linda 旁邊，我常想是否根本不認識我哥哥。
問題的起源
我一直覺得我哥很「特別」，這詞可以代表高於或低於平均，甚至完全失控。Ted 很特別是因為他絕頂聰明。在學校他連跳兩級，IQ 有 165。在我們家族裡，高智商有很高的價值。
儘管相差七歲半，我們成長過程中關係卻相當緊密。他總是對我很好，並不辭辛勞地幫忙我、鼓勵我；也因此我非常傾慕與敬愛他。做為一個開始評判社會知覺的小孩，我認為他是一個聰明、獨立、守規矩的人。但即便是我給他這樣的地位，想跟上他的優異成績；另一部分的我認為他也不是完全沒問題。七、八歲時我第一次問媽媽「哥哥到底怎麼了？」。
「David 你在說什麼？」她說。「你哥沒怎麼了呀。」
「他沒有什麼朋友。感覺他不喜歡跟人來往。」
媽媽跟我坐下來，她告訴我哥哥在襁褓時的故事。「你哥九個月大時，他因為身體起疹子而必須住院。」她跟我說，「那時醫院不會讓父母在病童身邊，我們只能隔幾天去看他，每次幾小時。我要把你哥交給護理師帶到另一個房間時，他會害怕地尖叫。他非常地害怕，以為我跟你爸把他丟給一個殘忍的陌生人。他大概以為我們不再愛他了，也不會去接他回家。這傷痛從來沒有遠去。」試圖了解長子的行為與脾氣，這故事似乎是很好的解釋。
當時我從不懷疑我們家是由無法剪斷的羈絆所連結起來的。直到接進青少年時期，我才意識到 Ted 並沒有回報父母的愛─至少不是用簡單明瞭的方式。小時候當爸媽抱他，他會來回扭動，而不是也抱回去。青少年時，媽媽抱他時他更是全身僵硬；好像他的回應方式是另一套規則。無法參透 Ted 的內心世界，爸爸最後終於放棄；而媽媽則偏好相信長子敏感的內在是正常、可愛的，只是因為嬰兒時期在醫院受的傷，而難以接近。
Ted 十六歲就進哈佛就讀。家庭相簿裡有張彩色照片，我跟他站在家門外，一起抓著 Ted 的行李箱把手。他看起來帥氣、平靜而有自信。我是個崇拜他的小弟，間接的分享他通往無限未來的勝利。
Ted Kaczynski（右）1958年16歲，起程前往就讀哈佛大學（David Kaczynski提供）
他於哈佛取得數學學位，並於密西根大學擔任研究生導師。他發表的數學研究幫密西根大學贏得最佳碩士論文獎。他是研究領域的新星。在密西根取得博士學位後，他被指名在柏克萊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
比起大哥與小弟，那時我跟 Ted 的關係更像兩個成人。我很享受跟他這樣相處，感覺更好了；也很高興他認可我、鼓勵我的獨立。但我也漸漸感到自己離他越來越遠。雖然我崇拜他的聰明與性格，他逐漸增加的負面能量與絕望，跟我樂觀的本質無法起共鳴。
一九六九年，他突然辭去教授職位，並跟我們宣布他認為科技發展正威脅著人類跟環境。他最關心的是人類的自由被侵蝕、與科技帶來的自主權。事實上，他擔心到決心脫離這個工業社會；到這份上，他會試著像原始人一樣住在野外。
他持續與我們疏離；一九七O中期指責我們父母的信件也隨之而來。大意是說他人生過得很不開心，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愛他。他說他們只在意學業成績，因為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也因為他們不在意他的幸福，所以沒教他適當的社交技巧。這些信並非想溝通，而是控訴─充滿創傷，以及在我看來扭曲的回憶。
一九七七年這封長達 23 頁的信件寄到後，爸媽經歷了大兒子完整的拒絕。他寫信時手似乎氣到發抖，Ted 編織了成長的細節，從孩提到巨大、黑暗的拒絕與羞辱。某個點他說媽對他大吼，因為他把髒襪子丟在床底下。Ted 很憤怒，她應該知道丟髒襪子在床底下，對青少年來說是很正常的行為。這封信很像三歲小孩發脾氣，但用字遣詞卻成熟有條理。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地方是，這封信似乎想讓爸媽經歷痛苦。儘管我試著正常化 Ted 的行為，心底的聲音告訴我 Ted 的世界有了巨大的變化，比我之前想的更奇怪更黑暗。
多年來他跟父母斷絕往來，但我還是經常跟他連絡。很快地我了解到我無法軟化他對爸媽的感覺，在他面前提到他們都要很小心。我無法想像生命裡沒有 Ted，也無法想像他完全與世人隔絕；而我似乎是唯一被許可進入他越來越小的世界的人。
於此同時，媽媽的書寫與探索靈魂從未停止。每當我們聊天，她總是跟我問起 Ted 的近況。她很擔心他，也尋找答案與方法想幫助他。一次我回家，他給我一本 Louise Wilson 寫的 This Stranger, My Son，故事關於母親試著了解並幫助有心理疾病的兒子；她要我讀這本書。令人痛苦的細節是，Wilson 描述兒子扭曲的世界觀、他的精神科醫師傾向怪罪父母─特別是母親；她的罪惡感跟遺憾、無法有效的幫忙、無止盡擔心兒子的問題與不確定的未來，還有他漸漸瓦解的平靜與幸福。我問媽是否想要我讀這本書，因為這本書讓她想到 Ted。
她沉默了一會，「嗯，有部份真的讓我想起你哥。」眼裡透露出擔憂，「我並不是覺得 Ted 有精神分裂症，但他可能有那傾向。」
真相揭曉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上二樓公寓找媽媽。一開門，她的笑容馬上變成憂鬱的神情。
「David，你看起來糟透了！」她說。「怎麼了嗎？告訴我，什麼事？」。
也許是多年來的擔憂，或一個母親雷達般的直覺；她馬上提到大兒子：「是 Ted 嗎？我的天啊！他發生了什麼事？」聲音裡有著驚慌，「David，告訴我，拜託！」。
「就我所知，Ted 很健康。」我說，「但我有件令人苦惱的事要跟妳討論。」
我來回踱步，想用無痛的方法宣布這個很糟的消息。
「媽，妳看過報紙上說的大學炸彈客嗎？」
我看她緊張了起來，儘管她對大學炸彈客知道的不只一點。我大概告訴她爆炸與攻擊事件的發展；也談到大學炸彈客到過的地方，提醒她 Ted 也常到這些地點。我提到這份充滿對科技批評的聲明；一邊提出比對的同時，她用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她覺得我瘋了嗎？還是她也許更被我嚇壞了，因為我居然認為大哥是殺人兇手。
媽媽椅子旁的桌子，擺著她最喜歡的照片，是我跟 Ted。這張照片是由專業攝影師在我們家客廳拍的；那時我大概三歲、Ted 大概十歲。站在我哥肩膀上的是他的長尾小鸚鵡。Teddy 是有點害羞，但後面拍照過程也沒什麼不自在的地方。把肩膀給小鸚鵡停靠時，他表情反而看起來溫和、脆弱。我的眼睛閃爍著驕傲，很高興跟我大哥一起照相、很高興可以成為注目的焦點。
Photo courtesy of David Kaczynski 照片提供：David Kaczynski
但現在我在哭泣，邊擦眼淚，講話也越來越快。我決定說出真相：「媽，我真的擔心 Ted 可能跟這些爆炸案有關連，我好害怕。」
「你別告訴任何人！」她脫口而出。這是我最不想聽到的，但可以理解、甚至預期她的反應，因為媽媽想保護孩子的本能。這份擔憂大兒子的脆弱的心情，已經讓她寢食難安多年。他是這麼與眾不同，好像與這個大家習以為常的世界格格不入。
「媽，我已經跟別人說了。」我說。「我已經連絡 FBI，告知我發現的疑點。」
我想，人生充滿挑戰─大小都有。有時我們可預見它們的到來，就像我跟 Linda；有時它們沒有任何警告忽然降臨，就像媽媽那天一樣。
震撼的暫停後，她靜靜地從椅子上起身，走向我來。她非常嬌小，身高五呎以下；而我有超過六呎高。她顛腳把手環繞在我脖子上，溫柔地把我壓下，並在我臉上留下一個吻。
「David，我無法想像你是怎麼熬過來的。」她說。然後她告訴我最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安慰人的話：「我知道你愛 Ted。我知道除非必要，不然你不會這麼做。」
有了這些話，我知道自己沒有失去她的愛。我知道我們三個─媽、Linda 跟我，會一起面對這個試煉。
脆弱的橋梁
一九六六年四月3日，當探員進入我哥位於蒙大拿林肯的小房間，他們發現製做炸彈的材料與計畫，一份大學炸彈客聲明的複本；還有最駭人的是─一個在他床底下的未爆彈，包裝完整，很明顯是準備要寄給別人。他對父母造成的傷害，而讓我因此對他產生的怨恨突然消失地無影無蹤。我以前習慣想起他、我的慣性思維都已不復見。現在心裡只有空虛與深刻的遺憾；那裡曾經有我大哥的位置。
兩年後，Ted 的審理以終生監禁、不得假釋終結。隔天，我跟媽被帶到位於沙加緬度的聯邦大樓會客室。會客室中間有五個沙發椅，排成環狀。坐在那的有被我哥殺害的一名男子的遺孀、她姊姊，還有她過世丈夫的姊姊。
我們進門時，三個女人都站了起來。幾乎一口同聲，我跟媽說了那情況下唯一可以說的話：「我們很抱歉。我們真的很抱歉。」
不管我們多真心，這些話沒以任何意義。它們只是話，無法解開 Ted 所帶來的傷害。
遺孀先開了口。「我們可能不會再見面。」她說，「我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來跟你你們說話；告訴你們我們有多感激你們的所作所為。請轉答我們對 Linda 的謝意。要這樣舉發自己的家人肯定極度困難，我無法想像這會有多痛苦。」
這位遺孀表達感激之意實在出乎意料之外，讓我震驚到說不出話來。「我們也想讓妳們知道，我們想要的只是停止暴力。」她繼續說。我相信這是她表達不想讓 Ted 死刑的說法。我們五個都在哭；作為悲劇的倖存者，我們有許多共同點。
但當媽談起 Ted，氣氛有了極大的轉變。被逮捕後，幾位犯罪心理學家與心理師對他做了檢查，並判定他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過去幾年，她對這疾病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並認知到她兒子是非常少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這種病患的症狀會是極度妄想與暴力。看著這三位女人，她們的人生被自己兒子嚴重破壞；她覺得需要讓她們知道兒子不是個殺人魔，而是個生極度重病的人。她要大家知道這是因為他的病─而不是 Ted 自己─做這些令人髮指的事。
遺孀無言以對。與其帶來諒解，媽的話很明顯地造成痛苦。遺孀聽到的話好像是某個人在為殺她丈夫的人找藉口。「他知道自己做些什麼！」她說。
會客室安靜了好一會。五個人依照自己直覺來到這個地方，尋求可能地和解與一些程度的療育。但現在整個過程與目的是徒勞無功的，爭論 Ted 的病情是沒有意義的。
巨大鴻溝的兩端是痛苦與失落，我們看到另一端人的臉，但卻沒有可以讓我們互相了解的橋─媽不可能完全了解遺孀的感覺、遺孀也是。她們可以同情對方到一個程度，但卻不夠到可以跨越這個距離。這種會面真是個大錯誤，我想；要是有優雅地離開這裡的方法就好了。
媽盯著地板，小小的身體向前彎曲。過了一會，她說：「我希望他殺的是我而不是妳丈夫。」
遺孀生硬的表情慢慢柔和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關心。她從椅子下來，並蹲跪在媽面前，向上看她的臉。遺孀的眼睛再度佈滿淚水；她也是個母親啊。在那程度，她可以同感。急於打破沉默，她說「Kaczynski 太太，千萬不要認為我們是在責備妳。這不是妳的錯，妳不需意揹著這個重擔。」
媽以前對兒子的期望在我腦裡還是非常清晰：我們要有聰明才智，同時要有同情心；利用同情心指引的聰明才智來造福全人類。這使命讓我們可以活得正直，讓我們有勇氣做出困難的抉擇。媽特別強調「正直」這個詞。
Ted 跟 David 還有父母，Wanda 與老 Ted在他們依利諾的家（1952）.
但現實是人生是一場旅程，伴隨許多障礙與考驗，並不是可以這樣簡化。某些程度而言 Ted 一直是媽的兒子。不幸的是，他的同情心被自我強烈的傷痛與失望侵蝕、他對世界的希望被末日預言打碎。抱持這種威脅，並用因生病而變形的鏡頭看世界；他的正直感悲劇性地被扭曲了。
我永遠愛 Ted，也會記得他小時候對我有多好。我哀悼失去一個我曾經崇拜的大哥，比較好的他被蒙蔽雙眼、輸給精神疾病帶來的盛怒。雖然我還愛著他，但我鄙視他的做為。我認為負責任是對自己的痛苦負責、因為痛苦而找到更豐富的同情心種子，而不是強加痛苦在別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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