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sha Meadows，或朋友叫她的小名 Breezy，曾花很多時間待在房間裡。
有時她和摯友 Saquoya 一起運動，做深蹲或仰臥起坐；兩個人跳來跳去的聲音在房子裡迴盪。Bresha 與 Saquoya 也喜歡跳舞，常在臉書直播即興表演。
有時她們只聊天。高一認識後她們馬上熟稔起來，Bresha 喜歡對 Saquoya 告解，她坦承憂鬱就像濃霧一樣壟罩她。
多數夜晚 Bresha 是自己一人：房門緊閉，她把自己埋在書裡。二樓寢室是可以掌控的空間，一樓則否。
一樓櫥櫃的門有個洞，與她母親的頭型相吻合。一樓是她父親—其他家人口中的暴君主宰的地方，暴力且殘忍。
「她都躲在樓上，只為避開他。」四十一歲的母親 Brandi Meadows 說。
她說前夫四十一歲的 Jonathan Meadaows 是個暴力的人，在一起二十多年多數時間打她、控制她。Bresha 與兩位兄姊 Brianna 與小 Jonathan 出生就目睹父親施暴。
「我知道小孩的感受與見聞。這個家太恐怖了。」她說。
這幾天，家裡異常安靜；沒有尖叫與爭吵，不定時炸彈被拆解了。兩個成員突然消失了，讓其他人處於震驚與悲傷中。
究竟 Bresha 家發生什麼事還得在調查。
2016 年 7 月28 日早上，Jonathan 還在睡覺時被槍殺，頭部中彈。警察逮捕當時十四歲的 Bresha，轉介她到俄亥俄州華倫市的少年拘留中心。
從那時起她就沒回家。悲劇發生半年後，她仍在拘留中心等待審判，起訴罪名是一級謀殺罪（aggravated murder）。
她的處境引發全國注意有相關經歷的女性與孩童，特別是黑人；他們僅僅因為想活下去，而犯下必須在鐵窗後過日子的罪
他們說正當她需要支持與療癒時，她卻被懲罰。監獄裡沒有心理治療師協助她處理創傷，也沒有家人朋友幫助她復原。
沒人質疑 Bresha 殺了自己的父親，問題是為什麼。
父親 Jonathan 的家人否認他生前會施暴、虐待人，姐姐 Lena Cooper 認為指控家暴是為了替 Bresha 辯護所羅織的謊言。
「我還是愛我的姪女，但一個小孩殺自己的生父並不正常。」她告訴赫芬頓郵報。
但 Bresha 的家人說她做了一個不可能的算計：她用無形的囚禁交換真正的監獄，好讓其他人可以解脫而自由。現在他們要為她而戰，帶她回來。
當家變成戰場
每年全美有百萬名孩童目睹家暴，因此心理嚴重受創；他們也了解必須保密，但成長於家暴家庭裡會讓小孩生病。
但殺掉自己的父或母親是極罕見的。
Kathleen Heide，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研究弒父弒母，估算每年全美約有五十位十八歲以下孩童殺害其父母；大多數他們是被虐與被忽視，非常絕望才會有此行為。
「這些小孩已經忍受好幾年的虐待，他們想逃、可能自殺過或想過自殺，也有求助名單，但通常都沒有用。」
Bresha 的親友表示，Bresha 的狀況極度符合此教授的側寫：逃家不只一次、最後一次是槍殺前兩個月；她也自殘，精神壓力大的女生通常會有這種舉動；她告訴某位阿姨寧願自殺也不要回去跟父親同住。摯友 Saquoya 說 Bresha 感覺被困住、孤立無援。
Bresha 趁 Jonathan 熟睡時槍殺他；Heide 說這很普通，通常孩童體型比成人嬌小瘦弱，可能相信這是反擊而生命不被威脅的唯一時機（受虐婦女也循相同模式殺掉其施暴者）。
但法律並不認為這樣的殺害是自我防衛，Heide 說。多數案例，只有認為受到立即死亡威脅或嚴重身體傷害，才能用致命武力來自我防衛。當小孩在非衝突時殺人，通常會被起訴謀殺或過失殺人、移送到成年法庭，面臨嚴峻刑期，花幾十年時間坐牢。
「即便他們受到相當嚴重的虐待，也很少被免刑。」Heide 說。
當 Bresha 被以一級謀殺罪起訴時， 這就是她的未來。在俄亥俄州，十四歲或以上的孩童犯重罪，會在成年犯罪法庭審判；以 Bresha 這種案例來說，判決可能是終生監禁。
家人表示，幾個月來，這恐怖的預兆壓得 Bresha 喘不過氣。華倫少年拘留中心不只一次將她擺進自殺觀察名單裡。
然後十二月委任律師 Ian Friedman 宣布此案會續留少年法庭審理，對辯方來說是重大勝利。如果現在判決定讞，Bresha 只須坐牢到二十一歲。
但待在牢裡月久，她讀大學、成為傑出獸醫師的夢想就越不可得。
Bresha 現在十五歲，雖然刑期六年比終生監禁聽起來好很多，但家人提到她剩餘的童年也會這樣不可挽回地流失了。專家說任何長度的監禁對小孩都有強大的漣漪效應，可能影響她往後人生。
提倡俄亥俄州少年司法正義組織─少年正義聯盟執行長 Erin Davies 說待過少年拘留中心的小孩，成年後較可能濫用藥物、較少有機會完成高等教育、成立穩定家庭關係。
「只要是被關在拘留所，而非住家或社區，對他們就會有負面影響。遠離支持自己的系統、熟悉的生活環境，課業被中斷、社群被切斷，所有對自身有正面影響的事物全都被抽走。」Davies 說。
雖然 Bresha 很幸運能以少年身分受審，她也很有可能面臨司法體系裡的種族歧視。以全國來說，黑人在青少年司法體系裡每一環節都被過度放大，跟白人相比，他們被捕機率多兩倍，受審前也有更高機率關在拘留所，之後被送到少年監獄，再轉介到成年司法體系。
Bresah 待的俄亥俄州也是如此。黑人青少年佔該州青少年犯罪的百分之十七，但卻有高達百分之六十被送到青少年監獄。
「越深入了解這個體系，不平等就越來越誇張。」Davies 說。
2017 年 1 月 19 日在家裡廚房，Brianna 與 Brandi 拿著來自全世界聲援者的信。
試著真正解脫
一月某個灰濛濛的下午，Bresha 吐了；困在度倫布爾縣的青少年拘留中心，她擔心隔天自己必須出庭面對的審判結果：是否於案子審理期間能不被拘留。她食不下嚥。
家鄉的另一端，母親與姊姊在客廳來回踱步，兩人一樣焦慮。Bresha 在牢裡度過 15 歲生日、感恩節、聖誕節；她們想要她盡快回家。
廚房的烤爐烤著牛排滋滋作響，流理臺上堆著一疊疊來自全球給 Bresha 的手寫信。那天，阿姆斯特丹的聲援者寄來一本有鎖與鑰匙的日記本，好讓她可以安全地紀錄自己的想法與感覺。
但她不能持有這日記本，因為其零件有金屬，這是 Bresha 待的矯正中心嚴厲禁止的。所以日記本只能等她回家才能寫，但沒人能保證那是什麼時候。
與妹妹分離快把十九歲的 Brianna 逼到極限，自從槍殺案發生後就沒見到妹妹；青少年拘留中心只允許父母與祖父母探望，手足則被禁止。
「我覺得自己的另一半不見了，有事時我總是找他商量，現在則不可能了。」Brianna 邊說眼眶邊泛淚。
她描述槍殺案前所過的人生是「噩夢」。
「沒人真的了解究竟這個家發生什麼事，他把我們訓練得很好。」Brianna 說。
家庭關係是很複雜的，父親死後的隔天，她 PO 文說心很痛。
Brandi 在女兒對面盤腿坐下，娓娓道來此段關係的虐待：開始是二十三年前剛結婚時，並每下愈況。
她說剛開始在一起時很開心，年輕自由沒負擔；但幾年後兩人關係漸漸惡化，Jonanthan 會揍她、擒拿她，有時拿刀割她。
漸漸地他開控制她日常行動，他的槍無所不見，總是被掛在腰帶，或躺在沙發時放在他身旁；Bresha 就是用這把常恫嚇他們的槍，殺自己的父親，她說。
很有可能 Bresha 與手足都是家暴的受害者，雖然因為案子審判在即，家人並沒特別說明。赫芬頓郵報訪問的目擊者說他們相信 Bresha 的父親性侵她，這點辯護律師並沒有否認。
辯護律師 Freidman 說：「小孩確實遭遇許多不同形式的虐待。」並說證據會在法庭上呈現。
Brandi 對女兒現在落入這種處境非常自責，罪惡感快把她吞噬，現在她求助於心理師來對抗這個敵人。她不憤怒女兒殺掉自己丈夫，反而認為女兒是英雄，雖然也希望悲劇沒必要發生。幾十年來第一次，她可以自由過自己的人生，但換來的是女兒不見了。她常告訴姐姐 Martina 希望是自己坐牢，不是 Bresha。
Brandi 顫抖地說：「我怪我自己。當初離開時就不該回來，女兒今天也不會坐牢。」
2011 年 Bresha 九歲時，Brandi 帶著三個小孩離開丈夫，回到位於俄亥俄帕爾瑪的娘家。那時 Brandi 採取必要手段：報案、申請保護令，告訴警方她的恐懼。
「十七年的婚姻，他拿刀割我、打斷我的肋骨、手指、血管、嘴吧，把我揍成熊貓眼。我想我的鼻子也被打斷過。」那時筆錄這樣寫。「如果他找到我們，我百分百確定他會把我跟小孩殺了。」
那個夏天 Brandi 帶著三個小孩與他們外婆同住。她跟其他十二個兄弟姊妹團聚、小孩也跟從未見過面的表親玩耍。Brandi 說 Jonathan 隔絕她與其他家人，怕他們知道虐待後會出手相救；多年來她錯過了新生兒、洗禮儀式、婚禮、畢業典禮與葬禮。現在她有機會補救與他們的連結。
Brandi 其中一個姊妹 Martina Latessa，回憶起姊姊在自家後院情緒激動地對自己坦白（Latessa 是克里夫蘭警探，因為姊姊的遭遇，現在為專職家暴相關事務）。
「八年來我沒跟她講過一句話，」Latessa 說，「那時我才知道她被家暴，她還給我看身體的疤。」
然後某個早晨，Brandi 不見了。她帶著小孩回到丈夫身邊，沒任何解釋。之後 Brandi 說丈夫承諾會改變；她愛他，也想家人待在一起。
Brandi 的母親擔心得不得了，打電話給 Latessa。
「我安撫她，」Latessa 說，「我媽跟我們都覺得 Brandi 會被殺死。」
那是最後一次他們與 Brandi 還有小孩真正的對話，直到四年後 Bresha 突然連絡他們；她又逃家了，急需幫忙。
委任律師Ian Friedman 努力為 Bresha 爭取回家的路
哭求協助
進入青春期後，Bresha 開始崩潰。
她開始拿刀割自己、翹課，對一個想上大學的學生來說這很不尋常；她還帶著自身恐怖的被虐事件，兩次逃家到克里夫蘭的阿姨那邊。
阿姨 Latessa 說 Bresha 非常怕爸爸，而且亟欲想擺脫他；她形容爸爸把媽媽打到頭破，血還像河流一樣流下來，也說了爸爸有槍跟威脅要把大家殺光。
她哭著乞求說不想回家，如果逼她回家，她寧願自殺，Latessa 說。
Latessa 說華倫警察局與孩童守護部門都知道這些情況，但卻沒給予什麼幫助。圖倫伯縣孩童服務中心執行長 Tim Schaffner 說基於保密條款，她不能證實或否認案子有往此方向調查。
律師 Friedman 說 Bresha 被社會體系遺忘了。
「她多次目睹媽媽被家暴，其他小孩也是。他們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也看不到盡頭。這是社會體系失敗的案例，也是我們現在面對這個遺憾的原因。」Friedman 說。
高中第一年，Bresha 完全封閉情緒，只對一個人坦白：摯友 Saquoya。
與 Bresha 的媽媽姐姐坐在一起，她說「我們了解彼此感受：痛苦、憂鬱那些的。」Bresha 被捕後，Saquoya 常去看她，甚至像其他同齡小朋友一樣，借她衣櫃裡的衣服來穿
Saquoya 在沙發上坐立難安，試著描述案發前幾個月 Bresha 的心情。
「住在這個家、整天看媽媽被打，她很憂鬱。這真的太沉重了，我盡可能幫她，做她的後盾。」她說，這些話因為哽咽，半數被她吞回去。
Brandi 說 Bresha 不停央求讓她離開，她深信爸爸會把媽媽殺了。
「我都跟她說在兩年你就離家念大學去了，別擔心。媽媽可以應付爸爸的。」Brandi 說。
離開對媽媽 Brandi 來說似乎是不可能的，逃家又回家後的人生對她來說像監獄，Jonathan 會控制她的財務、跟她做一樣的工作，以便白天就近監視她，甚至連去廁所都得先徵得他同意，她說。
「我被關在盒子裡，只要踏出一步，他就在外等著把我擺回去。我被逼到臨界點，我恨他；他就是不想讓我好過。」她說。
儘管 Bresha 的情況惡化有跡可循，但沒人料想到下一步會發生這樣的事。
2016 年 7 月 28 日，第二次逃家的兩個月後，Bresha 殺了自己的父親。
姊姊 Brianna 說：「我知道她跟我們想的一樣，但我們從沒想到她會大半夜拿槍射殺她爸的頭。」
姊姊 Brianna Meadows，帶著紅框眼鏡，哭著看妹妹進法庭。於 2017 年 1 月 20日。
療傷時光
今年一月某天，Bresha 走進圖倫柏縣法庭；駐足於法官前，她望向她母親一眼，獻出一抹短暫、遲疑的微笑。
背對法庭，手插背後，被律師擋住的她只剩下微小身軀，頭髮綁著兩條整齊的辮子。
法庭一片安靜，只有快門聲劃過沉默；一半的位置被記者佔滿，大家都想找好角度捕捉 Bresha 的身影。
姐姐 Brianna 默默啜泣，半年來這是她首次與妹妹在同一個房間。她說能親眼看到妹妹讓她放下心中大石。
律師請求法官同意讓她轉送少年治療中心，做心理評估與治療。幾分鐘後法官同意請求；這禮拜內就可以執行此動作。
Bresha 判決日訂在 5 月 22 日。
Friedman 對赫芬頓郵報表示，監獄沒有提供心理健康治療，這地方並不適合青少年。治療中心有治療外，還有淺顯易懂的心理評估，他相信有利於準備替 Bresha 辯護。
他說他的調查「非常清楚地顯示此案出於防衛」，她是基於保護自己與家人才動手。
他說：「我一直有信心法院會支持我們的答辯，同理她的感受、那天發生的事。」
法庭清空後，Bresha 的家人聚在走廊，話題轉向了錢。
雖然母親 Brandi 對治療中心的效果很有信心，但現在有個更急迫的問題：如何支付治療中心的費用。Bresha 的家人需負責承擔治療中心的花費；Latessa 不諱言表示會開始集資，但很明顯地一周的開銷就超過他們所有人的收入。他們在 GoFundMe page 上有募資計畫幫助 Bresha。
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最後一關；現在他們準備最後定生死的一戰。大家心裡想的是將決定她未來六年人生的審判。
他們知道這很耗心力、甚至耗更多錢與時間；也知道要跟她團聚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Brandi 說她要 Bresha 回家，這樣倆人才能再當母女。
「我不想因為這男人對我們的傷害，讓她失去自己。我從不想她放棄自己的夢想。」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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